大运河成功申遗后沿线投资升温 保护开发亟待统筹

▲ 河北省沧州市大运河景观带 牟宇摄

自2014年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之后,运河遗产的本地保护得到改善,一些地区积极探索运河文化的传承利用,取得一定效果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是我国从未遇到的崭新课题

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制定与时俱进的政策,以实现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和永续保护,已经迫在眉睫

正文:

大运河的深厚历史底蕴和开发价值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

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工程。2014年,历经8年申遗,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此后,大运河的保护开发揭开新的篇章。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大运河沿线六省市调研获悉,申遗成功以来,运河遗产的本地保护得到改善,一些地区积极探索运河文化的传承利用,取得一定效果,但总体而言,仍需加强顶层设计,以实现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和永续保护。

流动的文化遗产

大运河是一张展示中华文明的“金名片”。

被视为扬州的文明源头、亦是大运河开端的邗沟,开凿于公元前486年。《左传》记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意即吴王夫差为进军中原,筑邗城、开邗沟。

此后,历经隋炀帝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及至元世祖忽必烈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最终建成了直接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

扬州市文物局局长、大运河遗产管理办公室主任华德荣说,从邗沟到清朝末年停漕,大运河与我国封建社会在时空上几乎等同,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方交流,也使扬州从“蛮夷”通向繁华,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国际港口城市。

大运河申遗文本总撰稿人和管理规划编制总负责人张谨表示,与世界著名运河相比,京杭大运河的修建年代最早,并且其长度是巴拿马运河的22倍,是苏伊士运河的10倍。

流淌2500余年,贯穿5大水系,流经8个省市,大运河沿岸留下了数不清的码头、古闸、古桥、衙署等历史文化遗存。大运河不仅是漕运通道,也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经由大运河,大量的丝绸、陶瓷、茶叶等物产被运往海外。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遗产,大运河的开通催生了一座座文化名城,融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阳、吴越等文化形态于一体,成为探求中华文明生命轨迹的一条重要主线。

天津杨柳青古镇坐落在京杭大运河边。400多年前,南方的纸张、水彩沿大运河传到这里,杨柳青年画因之而兴。霍庆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杨柳青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吃运河水长大。在他看来,正是大运河让杨柳青年画有了包罗万象的艺术风格,并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河北沧州是我国著名的“武术之乡”、“杂技之乡”,京杭大运河纵穿全境。沧州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刘桂茂表示,武术和杂技是沧州特有的运河文化,大运河发达的漕运业,使沧州成为南北商品流通必经之地,也是官府商贾走镖要道,因此沧州镖行云集。明清时期,杂技艺人为了谋生,沿着运河走南闯北,把杂技文化传播到大江南北。

河北省文物局分党组成员刘智敏说,运河沿岸的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为研究运河沿岸聚落的形成、考证村落的历史沿革提供佐证,也提升了人们对大运河的心理认同。

杭州拱宸桥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标志,已有近400年历史。拱宸桥的西侧是杭州市桥西历史街区,沿运河分布的历史街区和各类景观、遗址串珠成链,与市民生产生活相融合,成为展示“老杭州”原汁原味市井生活的动人画卷。

“运河区域是我国的经济发达之地、文风昌盛之区,在此基础上诞生发展起来的运河文化引领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山东省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杜庆生说,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全方位展示中华文明的历程,可增强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升温的沿线投资

大运河成功申遗后,各地普遍加强对大运河的开发利用,投资热情升高。

山东省聊城市常务副市长郭建民介绍,聊城市拟总投资120亿元,将沿京杭运河聊城段建设旅游道、国家步道及相关配套设施。

河北省沧州市计划投资255亿元,打造具有创意产业、都市休闲、文化旅游和特色商业相结合的运河文化旅游长廊。

大运河沿线投资热的背后,是各地近年主动作为,在大运河的文化建设上“做文章”。

江苏省将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市厅际会商小组调整更名为大运河保护和管理市厅际会商小组,并增加旅游局为成员单位,要求各地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组织机构及时把工作重心转到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和文化带建设上来,形成联动效应和工作合力。

江苏省淮安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李倩介绍,为加强大运河遗产保护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全面展示运河文化价值,淮安市与东南大学建设设计研究院、苏州计成文物建筑研究设计院等机构合作,编制了板闸遗址保护方案、北门城墙遗址保护展示方案、淮安运河公共艺术策划方案等6个专项规划方案。

大运河留给山东省聊城市的辉煌记忆,让当地坚持规划先行、稳妥推进。聊城市文广新局副局长翟健说,聊城市向国际保护标准看齐,编制完成了《大运河遗产山东聊城段保护规划》,对运河河道、航运工程设施等进行保护;编制完成了多规合一、多业融合的运河总体规划《京杭运河聊城段旅游发展及水生态体系规划》,已由当地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今年上半年,聊城市《京杭运河(聊城段)旅游产业综合开发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通过评审。

各地政府围绕大运河的工作,带动了当地群众的积极性。近年来,民间力量主动参与大运河保护,以实际行动助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速。71岁的扬州市民周元业住在世界遗产点段邗沟故道附近,作为扬州大运河志愿者总队文化传播支队队长,他在盛夏冒着酷暑坚持拍摄大运河,宣传好典型,同时将破坏运河环境的实例上传到投诉平台,督促相关部门解决。

“活态”利用难题

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存在品类单一等问题。

以理念层面为例,业内专家提出,当前一些地方领导眼中的文化就是搞旅游开发,而运河沿线文化各具特色,如果旅游开发都搞成一个模样,就有违文化带建设的初衷。

就操作层面而言,当前沿线各地面临协调管理机制运转较难、人才队伍储备不足、法律法规保障较弱、社会保护意识有待提高等多项困难。

江苏省扬州市文物局局长、大运河遗产管理办公室主任华德荣说,作为活态的线性文化遗产,大运河在保护利用传承方面可资参照学习的成功模式不多,面临多项亟待解决的文化遗产保护新课题。

当前,大运河全线的整体保护与区域性保护利用的矛盾比较突出,各遗产段和遗产点存在各自为政的碎片化现象,急需懂法规、善沟通、会保护、能策划、跨领域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与此同时,协调管理机制运转较难、管理协调机制亟待健全。运河沿线城市均采取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为主,多部门协调合作的运河遗产长效保护管理机制,但实际运转中的统筹协调乃至形成合力却始终不够顺畅,大运河实际上成为各段、各地、各自为政的“小运河”。在扬州,仅盐商历史遗迹就有个园管理处、名城公司、扬子江投资集团和康山园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四个不同的管理单位,管理头绪复杂。

水利工程遗产也因现行管理体制而人为分割。大运河上极具遗产价值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是在大汶河上的戴村拦河筑坝,解决运河水源问题。目前戴村坝属黄河流域,归属国家黄委;工程向南的其他几个部分属淮河流域,归属国家淮委。杜庆生说:“一个完整的工程被人为分割成两半,给工程遗产的保护和修复带来诸多尴尬和不便。”

此外,大运河沿线仅有少部分地市颁布了地方保护条例,大部分尚未正式启动。浙江省文物局提供的资料显示,除杭州市颁布保护条例、嘉兴市完成条例草案外,浙江省其他遗产地市尚未正式启动运河专项立法程序。社会各界尚未就大运河遗产的重要价值达成普遍共识,部分地方政府存在重申报、轻管理的现象,全社会共同参与运河遗产保护管理的意识依然淡薄。

顶层设计迫在眉睫

业内人士认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是我国从未遇到的崭新课题。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制定与时俱进的政策,以实现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和永续保护,已经迫在眉睫。

他们建议国家层面出台大运河文化经济带建设统一规划,这一规划应至少包括大运河的范围、功能、发展方向等内容,避免各自为战和部门利益冲突,推动大运河遗产活化运用。

针对国内现有法律法规无法涵盖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的问题,不少地方呼吁制定专门的《大运河保护条例》,对大运河保护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监督检查以及法律责任等做出明确规定,在根本上推动大运河工作走上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轨道。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李泉认为,大运河历史上就是国家工程,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必须有一个国家级的机构来进行统筹。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杜维海建议,国家层面成立大运河管理委员会,引导地方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保护管理体系,明确工作职能职责。

杜维海说,地方大运河管理机构可采取复合型管理,在业务上对上一级负责,同时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本辖区大运河段河长,负责并支持地方管理机构工作,并对上级河长负责,这样既能推动大运河管理规范运行,又能压实地方政府的责任。

与此同时,作为民众共享的公共资源,大运河的保护管理利用也依赖运河沿岸的广大群众。沧州市发改委副主任韩海霞说,对运河的保护开发利用应该打破区域界限,采取各省市跨区域联合筹集资金的方式,成立运河保护与管理基金,也可多渠道筹集民间资金。

杜庆生认为,结合时代需求发展航运物流和生态文化旅游,借助运河文脉提升城镇规划建设水平,让人民群众在文化带建设中得到实惠,才能从根本上调动广大群众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内在动力,让大运河在永续利用中实现永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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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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